六一恰遇端午，去哪儿遛娃好？“游玩地图”上新

在《作为方法的空间：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一书中，学者(xuézhě)刘昭吟(liúzhāoyín)与建筑师张云斌从厦门集美嘉庚故里的历史(lìshǐ)与现实中，总结出了30条模式词条，包纳了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，也提炼了陈嘉庚百年前(qián)一手(yīshǒu)创建新型社区时，所期待建设的公共生活图景。他们提出了一些美化空间、让生活方式变得更自然(zìrán)的建议，也分享了自己在集美大社生活的第一手见闻。 第一财经：住在集美大社的生活状态(zhuàngtài)怎么样？会不会担忧那里(nàlǐ)网红化？ 刘昭吟：陈嘉庚在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就(jiù)想象集美(jíměi)的产业是教育和(hé)旅游，所以他修建龙舟池、游泳池、植物园、集美公园(gōngyuán)、鳌园、校园花园等公共设施，供居民使用，也是希望集美成为好的文化风景区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别的地(dì)方在把(bǎ)农地转成工业用地发展工业，集美的地早都拿来支持陈嘉庚建校了，没有地发展工业了，自然而然地往旅游发展。大社卖沙茶面的河北人告诉我，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龙舟池摆摊卖旅游小商品，游客出门一定会消费，分分钟成“万元户(wànyuánhù)”。所以大社发展旅游并不是最近的事，它发生得很早，随着时代改变业态。 人们来到集美，能看到多种多样的(de)小(xiǎo)店面，而且很多店面还很有趣。这些(zhèxiē)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在涨房租(fángzū)，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了。店面小，就算租金(zūjīn)单价高，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来说，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(tiánpǐndiàn)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 大社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，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，疫情时没有游客，这么密集的(de)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？开店的年轻人告诉我：“我们咖啡店互相喝呀！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，他们都是外来的，去对方的店里坐坐，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饮品(yǐnpǐn)，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(děng)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(pěngchǎng)，互相引流，一起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(zuò)小商业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，大社火到走不进去，时时都能看到(kàndào)新店开张。当然，涨房租(fángzū)潮(cháo)也开始了。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，网红化已经是大社(dàshè)的现实，就算要(yào)担心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，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，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，再(zài)怎么努力也不如(bùrú)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创造的多样性。 第一财经：在大社几年下来会(huì)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？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当地人(dāngdìrén)？ 刘昭吟：集美(jíměi)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(de)比例大概是1：1。这种局面不是现在(xiànzài)才有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就是(jiùshì)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(dōu)在3000人，学生住在宿舍，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。现在，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 可以说，从有集美学校的(de)第一天，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”的共治格局，学村办事处设在(shèzài)大社，学校精英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(jiàoyù)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，建公厕、抓盗贼；另一方面，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，从百年前(qián)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，校园总有小贩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，大社也(yě)有商业(shāngyè)发展，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，如果因为(yīnwèi)“遗产”这个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(fēngbì)的村落，这是误区。100多年来，大社一直就是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，别忘了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 现在大社的一个空间特征是，很多(hěnduō)村民(cūnmín)把房子的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铺(diànpù)，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，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，反而比村民靠前。 外地人来自五湖四海，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店面则(zé)会往村社外围去，寻找比较大的店铺，我推测是因为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，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(hé)创业实力(shílì)。 我(wǒ)认为大社人和外地人(wàidìrén)已经交织在一起了，但大社人自己还是有明确的(de)身份认同，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(quèrèn)属于哪一房，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，通过集美(jíměi)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照顾，以及，他们说着同安方言。 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缘故，我(wǒ)住在(zài)大社，作为外来人并不感到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来问去，受访者都很友善，我好像没遇到防备(fángbèi)状态的，大部分(dàbùfèn)都蛮乐意侃大山。同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，有些存在明显的吹牛忽悠，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(mòshēng)有关。住在大社，我与我的访谈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(táitóubújiàndītóujiàn)，互相刷脸，即使经过多次交流，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 大社的(de)(de)受访者中，我(wǒ)特别感谢陈进步先生，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我口述(kǒushù)史的误区：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，就你(nǐ)活着讲古，你的胡说八道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(yídìng)要经过客观求证，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，我在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，有些说法过于想当然，写下来(xiàlái)成为文献，白纸黑字的，后人就以为是真实的，其实经不起推敲，不是时间对不上，就是空间对不上。 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人，差不多我(wǒ)问他的问题，都是他怀疑过(guò)、求证过的，甚至当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没想透，会来我家(wǒjiā)那条巷子喊我，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 当我带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(rén)，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，他们像哄小孩那样：“这(zhè)是(shì)你出的书？哇哦，你好棒！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，大部分人表示(biǎoshì)会“好好收(shōu)起来”，有点啼笑皆非，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，希望得到批评指正。我想，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，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，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的。 传统文化在现代冲击中延续(yánxù) 第一财经：大社人(rén)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，也融入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元素，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(zěnmeyàng)的变化？ 刘昭吟：大社的(de)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，但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譬如，正月十五割香(gēxiāng)这个全社最重要的节庆(jiéqìng)，比春节更招(gèngzhāo)人气，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，大祖祠广场上，各角头年轻人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，这就是传承。可是，由于(yóuyú)少子化，或外迁较远，人数不够，势必得欢迎一些(yīxiē)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 龙舟赛也是类似情况，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，都是渔民，都很会划，体能都很好，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美龙舟女队，超厉害(lìhài)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体力活？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(tǐyùjìngjì)项目，能划龙舟的大社人数越来越(yuèláiyuè)不够，只好放开(fàngkāi)范围邀请集大体(dàtǐ)院学生帮忙划。 生活方式(fāngshì)对(duì)传统文化的(de)影响是时代趋势，势不可挡；往往(wǎngwǎng)，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，大社被纳入禁燃区，整个春节无人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，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不能放炮，实在让(ràng)人遗憾，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？ 第一财经：你提到陈嘉庚(jiāgēng)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，随着(suízhe)几十年的变迁，他最初(zuìchū)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管辖。你觉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，有什么可行的方式(fāngshì)？ 刘昭吟：有一本陈嘉庚传记的书名是《第一公民(gōngmín)：陈嘉庚传》，陈嘉庚自己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(xiě)到，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，害怕失败(shībài)才是可耻，大家受到感召跟上来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，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，我们并没有(méiyǒu)看到普遍的提高。 首先是无处不在的围墙(wéiqiáng)，学校(xuéxiào)、机构、小区、自建房，谁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(wǒ)曾经有个野心，丈量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，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(jiūfēn)的地方，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(tuìràng)围墙，仅仅退让1到2尺，就(jiù)能使我们多一排树荫；仅降围墙高度，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，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。 这些大机构不贡献于公共，我们便不忍(bùrěn)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(jiànmó)论证，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(dédào)南薰楼，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(guójiā)栋梁之才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了看不到南薰楼，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一个拆除(chāichú)大社路房子防盗窗的模拟，使南薰楼露出来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(tóngyì)南薰楼是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，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，那么(nàme)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，就是公共性。 但是这内收或(huò)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(kànqǐlái)轻巧，实践上未必容易。毕竟大社素来用(yòng)地紧张，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集美(jíměi)街道应该努力的，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陈嘉庚故事，不如多用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的公共性上。 《作为方法的空间：嘉庚故里模式语言(móshìyǔyán)》 上海文化出版社(chūbǎnshè)2025年3月版 (本文来自(láizì)第一财经)